前几天，我的“师傅”研究室王主任办了退休手续，在帮他收拾东西时，他办公桌抽屉里竟还有一大把“白条”。看着那些“白条”，我不禁想起随“师傅”下乡办案的岁月。

十几年前，那时乡村交通很不方便，我们下乡办案，中午赶不回来。院里规定，下乡时尽量在乡镇政府伙房就餐，赶不到乡镇就在村民家里吃饭，但都要留下伙食费，每人每餐5元钱，回院里报销。因此，就有了刚才提到的“白条”，乡镇伙房和老百姓家里都不会有发票，我们每次留下饭费，只好请他们撕张白纸，给写个收据。其实，我们每次给钱的时候，乡镇伙房和村民都死活不要，我们只好再三解释，这是院里的规定。为了不让我们“犯错误”，对方才勉强收下。

说到“犯错误”，我们是有教训的。1999年12月份，反贪局4名办案人员因时间紧，在发案单位食堂吃了一顿饭，花费46元。院党组听到反映后，立即安排查实，责令有关人员到发案单位赔礼道歉，如数交付了饭费，并在全院干警大会上作了深刻检查，年终考核按规定扣了分。

时任检察长郭宝君语重心长地说:“吃人家的嘴软，拿人家手短，执法者就得时时刻刻把握自己。”检察长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我清楚记得2000年6月，郭检饿着肚子去上法制课，当时，我随行做记录。

那天，工商银行武城支行邀请郭检，到该行讲授预防犯罪的法制课。为了不影响工作，讲课定在下午下班后进行。郭检忙完手头的工作，已是下午6点，他来不及吃饭，就匆匆地赶往讲课地点。工商行的领导早已准备了丰盛的饭菜，再三要他用餐后再讲课。郭检摆摆手，径直走上了讲台，他患有低血糖，课讲到一半，虚汗直淌，浑身发抖，他转身吃了颗糖，又接着讲下去。讲完课，他谢绝了工商行的晚餐，赶回院里。事后，工商行的人说:“并非检察官不食人间烟火，关键是他们素质高、行为正。这一课上得太好了!”

其实，院里让我们拿“白条”回来，不是为了做报销依据，目的是要管住大家的“嘴”，不该吃的饭不能吃，特别是发案单位以及街上的饭店。

因为院里时时敲警钟，要求我们从吃饭这些小事上注意检察形象，大家都很自觉，涌现出不少感人的事例。当时的反贪局长高登天，带领干警在位于四女寺镇的某国有公司连续查办了三起贪污大案，该公司某分管领导看到办案的同志昼夜加班，非常辛苦，便要请办案人员吃顿便饭。高登天一口谢绝了对方的邀请。但是，该公司领导连续8天，天天打电话或亲自找上门，非要表示“心意”。有一天，办案人员加班至深夜12点，该公司的几位领导看办案人员还没吃饭，便说自己也没吃饭，正好大家一块儿出去用餐。办案人员说:“办案加班误餐，一律在镇政府伙房就餐。这是院里的制度，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的工作。”至此，该公司的领导不得不打消了宴请的想法，他们感慨地说:“8天请不动一顿饭，这真是一支廉洁守纪的铁队伍。”

有一次，我们下乡补查证据材料，中午赶到野庄村村支书张金良家吃饭，竟遇到一村民“盯梢”。村民叫刘四，大概是想打探一下我们是不是吃“请”。进了门见我们每人只有一碗大锅菜，阴阳怪气地说，我以为检察官来了，书记得好酒好菜招待呢，咋这么清苦?意思是说我们做样子，我们没理会他。吃完饭，我们掏出饭钱给张支书，赵四惊得合不上嘴:“都什么年代了，吃顿饭还拿钱，你们检察官也太耿直了吧!”我们接过张支书打的收条，笑笑说:“吃饭拿饭钱，住店掏店钱，自古以来就这规矩。”

那些年，我们收到的“白条”虽然没能作为入账的依据，但却证明了我们的“清白”，锻炼了我们的意志，使我们守得住清苦，管得住小节。同时，也拉近了我们和老百姓的距离，在群众中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好形象。（马泽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