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　　上面集中论述了在去食、去兵与去民信三者之间的取舍问题。孔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首先选择了去兵，因为兵是不祥之器，这在《老子》中也曾提到，《老子》第三十一章：

　　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

　　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胜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。夫乐杀人者，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。

　　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将军居左，上将军居右，言以丧礼处之。杀人之众，以悲哀泣之，战胜以丧礼处之。

　　在这里，孔子与老子的观点是一致的。战争会残害人民，会靡费财用，所以先去除它。这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，应该没有什么疑义。但是，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必须在去食与去民信两者之间做出选择，那么应该选择先去谁？人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，粮食是关系人民生死的大事，如果人都饿死了，那么民信似乎就成了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必然会流于空虚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去食应该放在最后才是，因为民信似乎应该是只有在民生之时才谈得到，如果人民都饿死了，那么还谈什么“民信”呢？

　　然而，孔子却并不这样认为，他选择了去食，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去民信。那么，孔子是否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呢？我们看孔子的回答：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孔子之所以选择去食而最终保留民信，是因为他深深知道，民信是比生死本身更为重要的。自古皆有死，从此意义上说，死是古往今来人所不能规避的常事，民信却是一个国家维持其邦国稳固必不可少的要素。

　　朱熹在《四书集注》中评价曰：“民无食必死，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。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，不若死之为安。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，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。……愚谓以人情而言，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。以民德而言，则信本人之所固有，非兵食所得而先也。是以为政者，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，不以危急而可弃也。”

　　朱熹认为，以人情而言，那么兵食足然后我的威信可以传播于民。而以民德而言，则信本来是人所固有，不是兵食能够得以在先的，所以为政者，应当亲身率民以死守之，不因为形势危急而可以丢弃的。由此，孔子在去食与去民信之间做出的最终抉择，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而孔子的这种选择，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吗？诚信诚乃为政治国之本。

　　此外，孔子还曾夸赞自己的弟子子路说：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！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即在处理案件的时候，因为子路忠信明快，所以话一出口人们都信服他，不用等到他把话说完。人们都夸赞子路说“子路无宿诺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。意思是，人们都说子路没有遗留的承诺。因为他笃于践行所言，根本就不留下什么承诺。《论语集注》尹氏说：“当时的千乘之国（大诸侯之国），不相信他们的盟约，却相信子路的一句话，他被人们所信服由此便可以知晓了。一句话就能断案，是因为在他说之前人们都相信他了。不遗留承诺，所以能成全其威信。”

　　孔子认为，“信”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德行。

　　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”请问之。曰：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　　他的学生子张向孔子请教“仁”时，孔子回答说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”子张进一步请教具体内容，孔子回答说：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”同时指出，“信则人任焉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，即做到信则会受人任用。孔子还提倡“谨而信”，“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。他说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輗，小车无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人若不讲诚信，譬如牛车没有套牛的横木，马车没有套马的横木，车子怎么可以行走呢？孔子把那些不讲信用的人称之为小人，是不屑与他们交往的。

　　孔子认为，为政者一定要取信于民，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民，使民以时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。治理一个有千乘兵车的大国，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，要信实无欺。要使“民信之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因为“不信民不从也”（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）。孔子的学生子夏说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；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为政者必须先取得百姓的信任，然后再去号召百姓，不然百姓会认为你在劳苦折磨他们。孔子还说：“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为政者讲信用，你所管理下的人民没有敢不说真话的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诚信对于治国理政来说是何等的重要。现在我们努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强调“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”，正是有见于诚信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性而做出的正确决策。（常会营）(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)